1932年3月，驻防在陕西宝鸡凤县地区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警备第三旅二团一营，奉命与驻防甘肃徽县的二营换防。时任一营党委书记的习仲勋召集共产党员李特生、李秉荣、吕剑人、刘书林等人商议，认为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，随派营部文书刘书林去西安向陕西省委汇报。陕西省委即派陕西省军委秘书刘林圃为特派员，到凤县向该营党委传达陕西省委指示，协助领导起义。
4月1日，一营换防行至甘肃两当。当日晚，营党委召开扩大会议，刘林圃传达了陕西省委指示，分析了起义的有利条件，讨论决定当晚起义。
4月2日凌晨，一阵枪声骤响，起义开始。起义官兵先后杀死了反对起义的一、二、三连连长及机枪连代理连长，与机枪连进行了激烈战斗，因机枪连顽固抵抗，未能解除武装。为了确保起义人员的安全，营党委决定立即将3个连200多名官兵拉出两当县城，在北城外的窑沟渠旁集合。在北城外，刘林圃向起义队伍讲了话，最后他高声问：“我们起义兵变是为了回陕北会合刘志丹的部队当红军去，大家愿不愿意？”战士们一起高喊：“愿意！”随后部队沿两当河北上，急行军70华里，翌日上午9点左右到达太阳寺。营党委开会研究了部队整编事宜，决定成立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，许天洁任支队长，习仲勋任政委。部队北上陕北途中，屡遭国民党部队堵截和追赶，后行至永寿县岳御寺，部队溃散，起义失败。
由于环境险恶，兵力悬殊，两当起义失败了。但是，两当起义播下了革命火种，鼓舞了人民的革命斗志，为党组织国民党军队的武装起义积累了宝贵经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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